法官通过合宪性解释，就可以达到基本权利实现的目的，甚至要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基本权利。
[5]从防御权能扩展到受益权能的过程，反映了近代以来国家在科学研究事业中所扮演角色的逐渐转变。摘要: 国家科研资助是授益性的行政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资助相比，它具有更加鲜明的竞争性、专业性、引导性、责任性等诸多特点。
除以上两类之外，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项目资助体系中还有中国社科院研究项目、司法部等国家部委科研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管理学部项目等。国家要创造条件，最大限度保证公民充分获得资助信息，并平等享有竞争机会。五、对我国科研资助对学术权利积极保障的基本评价 数量的扩张和形式的完备只是国家科研资助在表层上的体现，不能反映其深层的结构和质量，亦即不足以反映科研资助体系的实质发展水平。(3)科研平台如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实验室、国家高端智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部门与高校共建的研究基地等。我国古代讲求学而优则仕，重仕途而轻学术，学术研究本身难以获得独立地位。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2条也规定：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安排，是用于支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社会科学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专项资金。学术自由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积极权利，对应着国家的给付义务，由此决定了国家科研资助的根本价值取向应该是积极保障公民的学术权利。而在国际层面，普遍人权的推展需要超越国家与跨越民族的移情过程。
[6]参见〔英〕约瑟夫·拉兹：人权无需根基，岳林、章永乐译，《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7页(毫无疑问，人权修辞术里充斥着空洞的伪善)。参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因而，普遍人权的概念必有理性之外的基础才能得以获得支持和普及。摘要: 在传统的法学理念和法律制度中，人权的基础被奠定在理性主义之上。
只有情感才能够回答应该与不应该的道德问题。斯托夫人的小说对于美国社会心理所发生的作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林肯总统在美国内战爆发初期接见斯托夫人时说道：你就是那位写了一本书引发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47]这个心理过程实际上源自于情感，而非理性。[46] 正如一位西方论者所言，人权基本的直觉是：对你来说是痛苦和耻辱的东西势必是对我也是痛苦和耻辱。如果说现代法治的基础在于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根本在于人权意识的提高，那么法律人就须接受人权方面的道德情感教育，并具有进行道德情感教育的能力。他们会认为那些像自己的人才是人，才享有所谓人的权利。
情感教育通过文学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使人认识到：所有的人在苦乐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具有平等而相似的内在感受。美国则毫不愧疚地将原子弹投向日本，因为他们当时根本不认为日本人是人。国际层面有更为鲜明的悖谬现象。关键词: 普遍人权 理性 道德情感 平等 法律是人民道德情感的体现。
动物也有感觉能力，但却不像人一样具有认知、分析和理解能力。[25]Bradwell v. State of Illinois, 83 U. S.130(1873). [26]See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Katharine Moore, Kipling and the White Man s Burden, Faber, 1968. [28]〔美〕罗蒂：人权、理性与情感，载《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333页。
[68]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国家的神话在20世纪被打破。这意味着想象的个人要超越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重要性让位于个体的重要性。
理性所强调的智力发展差异会将族群差别置于道德关注之外。[47]Michael Ignatieff, 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and Idola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49. [48]参见前注[45]， Lynn Hunt书。[50]我们从司汤达的《红与黑》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见一斑。《世界人权宣言》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世界政治与社会想象的核心文本与法学符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需要道德情感的促进。[57]〔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
她与其主人的诉说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根本平等，如同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身份卑微的简·爱对巨富出身的罗切斯特所说的那样： 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让我的一滴活水从我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而十八世纪的感伤主义的小说则多描写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爱情故事，特别是深入体察平民的情感世界，因而不断地扣动知识分子、贵族阶层与统治者的心弦。
推动人的范围的扩大，历史地讲，是道德情感的作用。休谟则认为：我们关于道德邪正的判断显然是一些知觉，而一切知觉既然不是印象，便是观念，所以排除其中之一、就是保留另外一种的有利论证。
道德是一种社会实践性的事物，而非由康德式的纯粹理性推导出来的抽象原则。人权的发展与小说(尤其是书信体小说)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66]See Samuel Moyn,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情感自然在政治道德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在民族国家的结构中，道德情感的指向是国家和民族，而非单纯的个体。[27]实际上，无论是黑人还是女人都长期被当做孩子来看待：美国和南非的白人常说，黑人像孩子一样。男人常说，女人永远都是孩子气的。
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指出的： 要想让白人善待黑人，让男人善待女人，让塞尔维亚人善待穆斯林，让君子善待小人，要想把我们的物种纳入于……受人权文化主导的地球共同体之中，那么与康德一起提出如下说法是无济于事的：请注意，你们共同具有的东西，你们的任性，比这些细小的差异更加重要。而无论如何，要实现社会想象的聚焦点从民族到个人的转变，个体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普遍移情是必要的条件。
——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否则，人权就容易变成空洞的道德说教，甚或伪善的政治修辞。
[49]与传统流行的戏剧体裁不同的是，小说可以长篇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法学教育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理性教育的传统，提高学生的逻辑分析水平和理性思辨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更为重视和加强情感教育，培育学生的道德情感素质和跨越种种社会差异的移情能力。
[39]〔英〕大卫·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0页。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讲，理性等同于现代欧洲人所说的文明(civilized)，即人按照理性来思考和行动。平等与性别、年龄、出身、国家、信仰、社会地位等特征相关起来，人权与特定的族群身份联系在了一起。个体人权要求一个新的、全球范围内的想象的共同体。
[69]参见〔德〕恩格斯·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无法为人权奠基，因为理性恰恰首先做出了等级区分，将权利主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1条第9款)译文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575～576页。二、理性主义人权观及其问题 不言而喻，人权就是人之为人而享有的自然赋予的权利。
[14]现代人权观念的勃兴乃是个人和社会情感的发展结果。[18] 社会思潮映射到了法律之中。